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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涉案人员主要有三人，分别是负责人先某，主要人员陈某、朱某。先某负责团队的整体运营，挑选货源、场地，组织拍摄，个人分取获利的70%，陈某配合拍摄，朱某负责视频的剪辑上传，同时还有朱某和陈某负责组织直播卖货，每人分取获利的15%。据警方介绍，他们卖货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在发布的卖惨视频中挂产品链接，另一种是靠直播进行售卖，其中单场最多销售金额达30余万元，佣金约在7%至15%之间。

　　据警方介绍，网络卖惨营销产业链的运作套路主要包括三大步骤：挑选卖惨的对象打造悲情人设变现获利。首先，MCN机构往往会选择基层工作者或者是偏远地区的经济困难群体作为虚假拍摄对象，通过编造剧本来夸大或者是虚构生活困境，以此获取网民的同情。其次，他们会组织专门团队进行拍摄和剪辑，打造所谓网红，塑造悲惨人设，让视频内容显得更具真实性。最后，利用打造出来的虚假网红人设的流量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各种商品进行获利。

　　如何杜绝短视频造假、直播卖惨等违法违规行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澎湃新闻注意到，中央网信办曾于2024年7月开展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其中通过摆拍场景等方式，编造虚假扶贫助农患病等场景，制作扮穷卖惨内容博眼球是重点整治的突出问题之一。

　　网络卖惨现象不仅损害了网络环境的公信力，也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通过卖惨的方式能够有效调动用户的共情情绪、博取同情，并且这类人设的运营成本和剧本的编写成本也很低。所以，基于平台没有对这些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进行约束和调整，很有可能就会诱发卖惨的网络信息快速传播，一旦卖惨的网络信息与社会热点绑定，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快速登上热搜，间接也加速了这类信息的传播。

　　“对于这类卖惨视频，直播平台也是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赵精武认为，切断网络卖惨营销的非法第一链，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细化卖惨营销中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行为的认定和处罚办法，在法律层面上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卖惨营销的有效治理也离不开主管部门、平台和用户的共同参与，网络平台需要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和黑名单制度，避免用户通过频繁更换马甲等方式来规避日常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