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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了解的相关案例来看，既有未成年人成为‘开盒’等网络暴力受害者，也有未成年人在网上曝光他人隐私信息、实施‘开盒’等网络暴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日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成年人安全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不强，更容易遭受网暴信息及其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的侵扰，成为网暴的侵害对象。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认知、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受不良网络信息影响，容易成为网络暴力的实施者、参与者。

　　经过调查，此案由检察机关向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发现，此案源于粉丝与主播之间的纠纷。刘某某在某直播间关注了芳芳，两年间给芳芳刷了价值3000元左右的“礼物”，微信转账了8000元。随后，两人因直播间“房管”权限产生分歧，刘某某怀恨在心，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芳芳的个人信息，在直播平台贴吧和微博发布，芳芳联系刘某某，希望协商处理，将8000元退还，刘某某依旧不满意，将非法获取的芳芳父母的个人信息也发到了网上。

　　对类似网暴行为，司法机关持续打击。公安部今年1月发布的消息显示，公安机关依托“净网”专项行动打击整治网络暴力，对“开盒挂人”等行为重拳出击。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办理网络暴力案件8600余起，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500余人，行政处罚8500余人。最高检工作报告显示，检察机关坚决惩治网络暴力、“网络水军”造谣引流、舆情敲诈等违法犯罪，净化网络环境。2024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2458人。

　　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介绍，侮辱、诽谤刑事案件自诉人取证存在着现实困难，以往，这两个罪名公诉标准缺乏细化指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诉程序的功能发挥和网络暴力犯罪的治理成效。为畅通刑事追诉程序，及时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法律救济，《意见》第12条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针对实践突出问题，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公诉标准予以明确。《意见》还明确了人格权侵害民事禁令的适用规则，以阻断网暴信息扩散、发酵，避免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由于未成年人易受侵害、网络传播的瞬时性和广泛性、人格权一旦遭到侵害难以弥补，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及未成年人个人隐私、涉性谣言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信息审查，应当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对于短时间内浏览量飙升的前述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及时处理的，应当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颜君说，网暴受害者很难逐一通知平台删除，希望通过个案判决推动平台提升技术措施，加强对违法信息的技术监测、响应或进行人工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