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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美国新政府的执政风格和反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理念，欧洲盟国还真不能将其警告视为耳边风。表面上看，华盛顿让欧洲国家自行保障军事安全，是不满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继续“占美国的便宜”。从深层次看，美国政府面对巨额的国债，而对乌军援是“无底洞”，华盛顿想甩掉欧洲安全的责任，然后将战略资源和精力投放在“印太战略”上。因此，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将欧洲安全与乌克兰置于美国外交的次要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向。

　　北约的尴尬之处就在于：拜登时期它是个宝，在俄乌冲突中充当了欧洲安全的“保护伞”，吸引了中立国芬兰和瑞典加入。但特朗普团队上台后，北约又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美国优先”原则和马斯克等人对北约存在的质疑或批评，都让北约无所适从。北约内部对华盛顿提出的5%军费开支门槛更是争论激烈、矛盾凸显。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2024年北约有23个成员国军费开支刚达GDP的2%，有7个成员国未达标。按照华盛顿的要求，只有波兰等一两个成员国达到5%军费开支。即便是欧洲经济强国德国，去年GDP为4.5万亿欧元，如果军费增至5%，意味着每年要耗资2250亿欧元，占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比重高达47%，必将给德国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从长远看，随着北约在华盛顿战略价值排序中的下降，欧洲的角色将会进一步边缘化。为获得更大的全球话语权，维护欧洲的切身利益和安全，欧盟及欧洲大国亟需团结协作，增强欧洲战略自主性。但是，欧洲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英法能够携手挑头组建起一支有战斗力的“欧洲军”，那么欧洲安全与防务可谓曙光初现，但欧洲的力量能否持续？如果等待4年华盛顿迎来建制派总统，北约内的美欧关系可能会重修旧好，但这4年能否熬得过去？如今，德国并不热衷于参与此事，各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对欧洲发挥安全主导作用是个严峻挑战，北约也只能尴尬地继续存在。

　　乌克兰危机的现实表明：当今时代，大国对抗必须避免，冲突战争没有赢家。俄乌冲突是典型的“代理人”之战，是大国激烈地缘政治竞争结出的恶果。冷战思维弥漫与军事集团扩张，导致冷战后欧洲安全架构本身构建的失衡和失效。冷战结束以来的30余年，西方一些政治精英以“冷战胜利者”心态，对欧洲安全进行吃干抹净的“独赢”处理，毫不顾及他国合理安全利益，由此引发出欧洲安全的严重撕裂和大国间的尖锐对抗。“北约扩员”被西方一些力量包装成“民主扩大”的叙事，但这遮掩不了其扩大势力范围、搞地缘政治对抗的本质。

　　第四， 美国对欧安全承诺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以其“跨大西洋盟主”身份主导了欧洲安全的构建进程。但不久前美方在慕安会上对美欧共同价值观“刨根式”质疑，及断然抛开欧洲与俄谈乌克兰危机的作为，预示着美对欧安全承诺可能发生重大转变，由此带来欧洲安全政策的弱北约化、回归国家化以及欧盟主导化各选项，会同时相互碰撞。美国由欧洲安全之“锚”，向欧洲动荡之“源”的功能调整，很可能令此次美俄谈判带来的不是欧洲和平，反而是欧洲的更大分裂。